第19章 性而上的迷失

指数和苦闷指数，并没有缓解“文明病”。作为最早的性解放先锋，舞蹈家邓肯女士后来也生活极其恶化，肥胖臃肿，经常酗酒，胡吵乱闹，不大像一个幸福的退休教母。及时行乐一旦失度，还可能稀释快乐的质量，毁灭家庭的安全，面临冷漠、厌倦、体弱、早衰、吸毒、艾滋病、性变态、无家可归之类可能的苦果。如果有人去红灯区宣言，说只要敢脱就获取了天堂入场券，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除性苦恼，进而达到人生幸福至境，这种神经病肯定半个美元也赚不着。

    自由是一种风险投资。社会对婚姻问题的开明，提供了改正错误的自由也提供了增加错误的自由。解放者从今往后必须孤立无援地对付自己的性，一切后果自己承担，没法向礼教或社会当局赖账。我们可以为勇敢破禁欢呼。但勇敢就是勇敢，勇敢不是包赚不赔的特别股权。美国的一九六八并不是幸运保险单的号码。倒是破禁者们揣着自己有限的苯乙胺，面对着前后两茫茫的自由，是不是要倒抽一口冷气？

    对理论常常不能太认真。一个女子找到了一个她的意中人，如果受到对方婉言拒绝，就可能断言对方在压抑自己：你怎么活得这么虚伪呢？你太理智了，你不觉得理智是最可恶的东西，是最压抑人性的东西？世事无常，生命苦短，人生能有几时醉？……

    这个女子开导完了，出门碰到一个使她极其恶心的男人，如果被对方纠缠不休，就可能说出另外一些理论：你怎么这样不克制自己呢？怎么这样缺乏理智呢？你只能让我恶心，我从没有见过像你这样无耻的人……

    这个女子的理智论和反理智论兼备，只是根据情况随时各派其用。你能说她是“理智派”还是“感情派”？同样，如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