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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所以我时常能在家里看到他。他也就成了我和我母亲除了二妹以为接触的最多的人。

    有一天家里来了客人，看样子是杨国民的亲戚。他们显然对真假杨太太一事知根知底，眉眼间透露的全是趾高气扬，但谁都没有戳破。往沙发上一坐，自然地让我母亲给他们倒水喝。

    杨国民在回来的路上，我母亲坐在沙发上无措。我对上他们的视线，有种被审视的黏腻感。他们像是找到突破口，对我这个外来户很是好奇，问基本情况，问详细信息，我母亲对人设防又不设防，我不希望她对他们说任何有关我的信息，她却觉得既然这样，不如大大方方介绍，将我推到众人面前，接受探寻。

    我咬着后槽牙，被一只手拉回来。

    杨赴意比我向前半步，轻轻瞥眼看我，有种熟络的自然，“去写作业。”

    简直救我于危难。

    我得令就跑，把他甩在身后，眼的余光看到他不仅打发走了我，还打发走了我母亲，佣人站在他身旁，恭敬地给对方倒茶。

    我忽然在一瞬间就理解了，也悟到了什么叫家里的长子，以及身份的鸿沟。他轻而易举地站在那群如狼似虎的人面前，游刃有余的回旋，而我和我母亲，都是他悲悯之下的举手之劳。

    当晚我就开了窍。

    开了知道如果想在这个家里过得好，在我们没有条件和能力离开这里的时候，和杨赴意搞好关系，让他像挡箭牌一样站在我们面前，是最明智的选择。

    怪不得那时杨华找我，我母亲告诉我，不处成朋友，起码也不要处成敌人。

    在那一刻，我下定决心，无论杨赴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他起码，要为我们所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