太阳黑子

么话。但是他说：我们出去吧。

    他拉上房门，最后隔着门缝看了一眼他的儿子们。我问他：你现在在哪里？他不告诉我他的地址，他在广宁市开了一间化工厂，但从未跟我说他住在哪里。我问了好几次，他搪塞我，最后没办法，说自己也不知道。

    居无定所。他说。现在的地方住一段时间，很快就会搬走。他看着我的眼睛，他明白我不信，可只要他给我一个借口，不管我信不信，我都不会再问了。他又说：不要来找我了。

    我没找他，我只是给他写信。一九九八年，已经过了三月五日，他三十三岁，我三十三岁。他在广宁市当老板，我在广州市当化学老师。我接连不断地给他写信，用过的信纸摞在一起有两指高。我给他写信就像写日记，信里的内容毫无营养，记一下最近的感受，又记一下最近吃的东西。我不写开头的问候，不写署名，只写内容和日期，所有的信都寄到黄宗伟在东翰林村的住址，没有人收，我就让中叔代收，放在他家曾经用来装糖的铁皮盒子里。

    中叔问我什么时候给他，我说随便，扔了也可以。中叔没有扔，糖盒子被他藏在床底下的抽屉里，和那些针线包存折放在一起。后来越写越多，信放不下了，他又取出一块新盒子，跟原来的盒子排在一起，压住他的存折账单，还有家里重要的证件。

    那些信照例没有人看。

    我依旧坚持不懈地写。

    我不了解黄宗伟在干什么，我只能写我自己，这是一项非常枯燥的工作。广州很无聊，教书很无聊，化学很无聊，我的人生按部就班，一年半载几乎没有任何波动。我经常臆想黄宗伟在干什么，他一定过着比我更刺激、更随心所欲的生活。这样的想象激发了我的好胜心，我摒弃了先前的平铺直叙，开始在信里杜撰自己的经历。